之所以三大领导人意见开始出现分歧，是因为中央开始遥控鄂豫皖苏区的斗争了。
四方面军一直在鄂豫皖苏区独立作战，除了一些大方向上的东西，诸如怎么划分地主富农成分之类（当时中国马列党对于中国农村的阶级成分划分基本参照《湖南农运考》），中央基本上不干预任何具体运作。
原因显而易见，两边隔得这么远，遥控指挥什么的，纯粹瞎扯淡，而且在技术层面上也不允许。
然而从去年六七月份开始，中央开始给四方面军的电报突然多了起来，电报最频繁的时候，电报房的同志根本没有休息，两班倒连轴转。
至于这些电报的内容，陈政委总结了一下，大致上是这样：
一，目前形势是日本意图吞并中国，为接下来的世界大战储备力量。所以接下来的一段时间，民族矛盾将取代阶级矛盾成为国内斗争的主要矛盾。
二，白党的阶级性和买办性质决定了其在接下来的中日战争中战斗力和抵抗意志都十分可疑，甚至不排除其会与日本侵略者媾和之可能，因此抗日的主要责任势必要落在中国马列党和中国红军的肩头上。
三，因应这个形势，中国红军的任务应从推翻白党反动政权转为抗日救国，争取在接下来的中日战争中尽可能减小全民族的损失，并夺取最终胜利。
四，这就要求目前普遍“靠后”的红军各部放弃原有根据地，开赴抗日前线，并先期建立抗日根据地。考虑到日军可能的进军路线，以及国军可能的反应，战略转移目标以陕西，山西，河北，河南，山东一线为宜。在南方以及各原根据地仅保留一定量游击队。
五，红军所进行的战略转移，是史无前例的，是伟大的，史诗式的转移，我们称之为长征，这既是对我党我军的一次重大考验，也是一次重大机遇，红军各部应借战略转移的机会，向沿途的社会各界人民群众宣传我们的抗日主张，争取形成全民族的抗日统一战线，共同战胜日本帝国主义者。
六，红军撤离根据地的时候，应向根据地人民做好解释，并尽可能安排好善后工作，争取尽可能减小白党反攻倒算会带给人民群众的损失。
七，总之，四方面军应于现在就开始长征的筹备工作。中央红军将于不久以后展开长征，四方面军应视情况予以配合。于合适的时候实现两军会师。
对于中央发来的这些建议，或者说指令，张徐两人的反应大致一样：反正都是有些泛泛而论的东西，不用太过理会，四方面军该怎么办还怎么办。（徐帅认为，中央一切推论都是基于“世界大战已经迫在眉睫”，但是因为情报渠道的缺乏，理论上中央应该不具备准确判断国际，特别是欧洲形势的能力，换言之以上这些判断虽然有一定道理，也应该进行一些这方面的准备，但也不用太当回事。对于这个判断，张国焘也持赞成态度——当时陈政委对于中央的判断也不以为然，主要还是觉得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根据地，不该这么轻易放弃。当然，在去过未来之后，陈政委的立场已经转为完全支持中央）
除了有关长征的内容之外，另一部分的内容，两人的分歧就大了。那些内容包括：
一，中央已在敌军内部建立极为可靠及有效之情报线。据该情报线反应，肃反工作对我军的伤害已经到了不容忽视的地步，且有部分根据地的肃反工作，甚至是打入我军内部的特务在主持，其对我党我军的破坏，已经大大超过了潜藏的特务叛变可能带来的伤害，这一点从红军数量的变化可以得到证实。为保存红军有生力量计，肃反工作应暂停一段时间。
二，有关在肃反中被控制，目前仍然在押的同志之处理意见：1，除有确实无误之通敌叛变证据者，不应再行枪决；2，可疑而无法证明清白的同志，可暂行限制其工作。在最终掌握切实证据并定罪之前，仍应视彼为我们的同志，不得予以人格上之歧视及身体上之虐待。
三，四方面军可将现有羁押同志名单报与中央，由中央通过内线予以查证。如果有新的被怀疑对象，也可报请中央通过内线予以查证。
四，同样是据可靠消息，以下同志对革命的忠诚已得到证实，命令到处，已死者恢复名誉，仍在押着即行释放，恢复工作。
（这类电报后面通常跟着一串名单，第一期中，曾中生同志居首，程训宣同志赫然在列……）
可以想象，徐张两人对于这些电报的态度，实实在在是天壤之别。徐帅几乎是无条件支持，据陈政委所知，拿到中央为程训宣同志恢复名誉的电报后，徐帅哭得泪流满面。
另一边，张副主席就非常不以为然了，他认为中央远离根据地，根本不了解情况，至于说那个什么厉害的内线……除非是常凯申手下的情报头子反水，否则理论上不该存在这么神通广大的人物。退一步来说，计算这个内线确实有这么厉害，他不注意调查敌军的军政动向，而把精力放在这些“无关大局”的事情上，根本就是不务正业。
两人争论的结果……不了了之。
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央发过来指导长征准备工作的电报越来越多，内容也越来越具体，张徐两人的分歧也越来越大。徐帅发觉中央放弃根据地，“长征”的决心似乎异乎寻常的坚决（八九月份的电报已经开始模糊透露一些有关未来行军路线的信息了，并且开始明确指示四方面军应展开的战略配合行动），在一边嘀咕的同时，也真正开始思考起如何配合中央红军的行动。
而张国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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