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是说贪污？”陈政委吓了一跳，在那个物资极度匮乏的年代，贪污是一个绝对不能容忍的罪行——红军战士之所以会跟着马列党闹革命，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因为辖官们的贪污腐化，不为民做主。
如果让战士们知道，打倒一批贪官，是换上来一批更厉害的贪官，战士们会作何感想？军心如果因此散了，队伍也就不用带了。所以说得不客气点，这是关乎红军——进一步也是关乎马列党——生死存亡的大事。
“在我们那边是没有东西可贪，贪官稍微多占一点社会财富，就能逼得一大堆人活不下去，贪污的后果非常严重，现实条件逼得当官的‘没得贪’，或者像白党那样，不顾后果的贪，然后自取灭亡，”董老一边沉思着，一边阐述起自己这些天所想的——说得高大上一点，就是研究成果，“而在这边，社会财富极大丰富，贪官们有的贪了，再加上社会比较富足，贪官们就算贪一些，也不至于就逼得老百姓大规模造反，这样一来，贪污问题就有所抬头……嗯，该说是一度相当猖獗。”
“……这边的组织不管么？”
“当然管，说句公道话，反贪一直都抓得很紧——不过架不住这些贪官们不要命啊。”董老无奈道，“马教主说，当利润达到300%的时候，资本就敢于冒走上绞架的风险。到了贪官这里，他们贪污一次，所获有可能超过一辈子苦干所得，这个利润又何止300%？当他们有了走上绞架的心理准备的时候，你能拿他们怎么样？我们说‘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到了贪官这里，就变成了‘贪官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
“……”
“唯一的办法只能是不让他们走上干部岗位了，”顾政委思索着道——不比陈政委专注于军队和打仗，他这个政委这半年来指挥的战斗规模小得多，也就有更多的时间来思考这些问题，特别是到了这边以后，“可是不让他们走上干部岗位，他们没有贪污的条件，我们就根本不可能知道他们是贪官……”说到这里，无奈地摇头。
“说到底还是个人主义，享乐主义的影响。”顾政委也不光只是提出问题，也在思考解决的办法：“有钱了，有闲了，就有空想这些有的没的了。如果能像部队一样管理……”
“不可能的。”陈政委摇头：“军队确实没空去想这些有的没的，但军队是一个目标明确的团体——我们的军队要思考的是如何生存，如何斗争；而这边的军队则有着明确的训练大纲，按部就班忙着训练——而地方治政，一是紧迫性不像我们那边那样，军队干不好就是死；二是各地有不同情况，不可能像军队一样，有一个全国统一的施政标准，让一个当官的在任期内必须达到什么样的成果……”说到这里，陈政委也摇头，“总之，地方干部的想法不可能像军队干部那么单一，很难控制他们不去想东想西……倒是可以考虑让军队干部转职到地方任职。”
“不行。”陈政委的话没有说完，董老就断然否决，“从这边的经验来看，让军队干部转而从事地方工作，除了能保证忠诚，以及不打折扣地完成上级命令这两点之外，没有其他好处。他们会把军队作风带到地方上，而因为没有牺牲的可能性，所以他们基本上不会考虑地方上的客观具体情况，结果就是要么把事情搞得一团糟，要么被手下的衙蠹们玩弄于股掌之间。”
“这么说起来真的没有办法么？”陈政委喃喃道。
“确实是没有办法，毕竟人心隔肚皮。没贪的时候，你无法知道他是个贪官；等到你知道他是贪官的时候，他已经贪了。”董老叹息道，“所以这只能是个马后炮的问题——所以干部队伍的建设，这个事情我们必须常抓不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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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倒是有个想法，”陈政委忽然道，“我们不妨仿造军队的做法。”
“刚才不是说了，军队的作风不适合地方么？还是你自己说的。”董老不无疑惑。
“军队的作风不适合地方，但是打仗的办法可以用。那些贪官，他们是党的敌人，人民的敌人。对于敌人，就应该坚决打击，”陈政委解释道，“我们守卫根据地的打法主要是‘诱敌深入，聚而歼之’，这个办法好像也适用于贪官。”
“你是说……”董老有些发愣。
“组织一支专门的队伍，任务就是设法向新上任的官员们行贿、试探——这是诱敌深入。如果那些贪官吃下了‘诱饵’，我们就毫不客气地‘聚而歼之’。”
“这……有些损了吧。”顾政委皱眉道，“好吧，我承认这个想法还是有可取之处，不过一旦成为官场公开的秘密，让大家都拒绝‘第一次’……”
“不要定期。试探放在新官员上任后半年后——这时候这些官员应该已经踩熟了地皮，敢于做一些出格的事了——但是不要固定在这个时间点上，这样就算贪官们知道有这么一支队伍，也吃不准那一拨来行贿的人是钓饵。”陈政委脑洞一开，兴奋非常，“而且，形成公开的秘密反而有好处——当你知道有这么一个钓钩存在，你还敢肆无忌惮地贪污？”
顾政委和董老互相看了一眼，都没有说什么。另一边，陈政委还在完善自己的设想：“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对于受考验官员来说，也是好事：如果没有经受住考验，那么什么都不用说了，直接剔除出干部队伍。如果经受住了考验，你就说明这个同志基本可靠，可以较为放心地使用；还有，这样的考验还可以让某些意志坚定，但是涉世不深的同志知道，自己会遇到什么样的行贿手段……”
“……这一支‘钓饵部队’的建设必须要上心，必须得能以假乱真才行；对同一个官员也不能仅仅考验一次，毕竟人是会变的，随着年龄的增加，想法也会有所变化——每个官员在任职期间，经受三次左右的考验，前后相隔20年左右。这样当三次考验过后，官员已经四十岁以上了，思想基本定型，家庭生活也已经稳定，不会再有多少‘进取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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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等到陈政委消停了，董老才皱着眉头道：“两个问题：一，建立这样一支队伍，势必需要耗费大量的人力精力财力，是否值得？二，水至清则无鱼，你打算怎么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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