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次的会面当然不算愉快，对于双方来说都是如此。
看着浩浩荡荡开走的车队，刘将军叹息了一声，向董老道：“注意到我们说到民权，民生问题的时候，他们的反应么？”
董老也叹息了一声：“王顾左右而言它——他们根本就不打算跟我们深谈这方面的事情。”
“不愿意提及让自己不愉快的问题，这是人之常情吧，”小杨疑惑道，“就好像我，总是很不愿意学习中国近代史。”
“这种心情在普通人身上没什么问题，因为普通人遇到问题可以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最后不了了之，”刘将军给小杨解释道：“可是，他们是国家领导人。他们所面临的这些问题，其实是国家所面临的问题，而国家面临的问题，是无法逃避的。如果不设法解决，那些问题就将成为国家身上的肿瘤，无止境地耗费这个国家的元气和精力——比如印度的种姓制度。”
一说到印度的种姓制度，就把这么抽象的问题具象化了。于是小杨点了点头，明白过来。
“可是这些人，他们连正视问题、面对问题的勇气都没有，又哪里谈得上解决问题？”董老说着话，摇摇头：“说实在话，我们所指出来的民权，民生问题，是当今中国面对的首要问题，同时也是根本问题（在未来人介入的情况下，抗战问题已经不成问题了。而即使有着未来人的介入，民生问题也不是那么容易解决的），能解决好这个问题，基本也就同时解决了国党的生存问题，换言之这也是为他们好，可是结果……”
“所以说，国党没救了。”刘将军看看董老，又看看已经看不到人的那一支车队，又重重叹息了一声，“国党，没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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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杨冷不防问道：“董老，还有将军，你们从一开始就知道这个结果了吧？”
董老和刘将军对视了一眼，点了点头，董老苦笑道：“说实话，这个结果，确实在中央的意料之中——而且无论是那边的中央，还是这边的中央，都做出了相同的预测。”
“……”
怕小杨不懂，刘将军又解释道：“古今中外，无论哪一个政权，想要实现和维护自己的统治，都必须要得到一个官僚集团的支持，比如我们TG，就需要我们的干部把中央的政策推行到全国各个乡村县市——这些干部就是我们的官僚集团；又比如国党，他们需要各种所谓‘地方名流’出任地方长官，为他们招兵派款，抓夫征粮，这些地方名流就构成了国党的官僚集团。再比如日寇入侵，也需要以汪精卫，胡汉民为首的汉奸卖国贼为他们服务，这些汉奸卖国贼同样是一个官僚集团。
在马列党之前，新兴统治者所需要的这种官僚集团，一般都是依靠社会上已有的，现成的统治阶级。比如每一次的朝代更迭，都会大量留用前朝的官吏；比如日寇入侵，也是直接任命大量的汉奸卖国贼。
这种做法比较省力，但是这种做法也带来另一个问题：官僚阶层是权力的拥有者和使用者，而在没有有效的节制权力机制的时候，权力基本就等同于腐败，所以旧的官僚阶层几乎是腐败的代名词。延续时间越长的官僚集团，其腐败的程度也就越厉害。而继承留用前代的官僚，也就不免同时继承了他们的腐败——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国党。他们在大量留用前清和北洋的官僚实现自己的统治的同时，也不得不继承了前清流传下来的，腐败的官场文化。”
“国党的统治需要一个官僚集团，偏偏这个官僚集团已经腐朽堕落，完全没有自我清洁的能力，国党和他们混到一起，也只会被带到沟里去，沆瀣一气，蛇鼠一窝，最后走到所谓‘反贪亡党，不反贪亡国’的程度。而中国人民是不会想要亡国的，那就只能亡党了。”
“想要避免这种情况，唯一的办法就是确实地跟这些旧的官僚集团的旧风气开战——但是这基本等同于放弃这些旧官僚集团，这样就带来一个问题：放弃旧的官僚，并不等于他们能立刻得到人民的信任和支持，然后从容地培养起另一个足以支撑他们的统治的新的官僚集团。所以在短时间内，国党将落到一个‘两头不讨好’的境地，既得不到原来的官僚集团的支持，又得不到人民的支持——这种情况是非常危险的，特别是在外国，尤其是日本势力虎视眈眈，国党统治力的削弱无异于自寻死路。所以在原来的历史上，国党就算明知道这是一条死路，也不得不走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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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现在，我们能够保证国党不会被外国势力颠覆啊。”小杨道。
“是啊，所以国党算是有了一线生机，如果他们能在我们的帮助和保护下，渡过这一段危险期，那么他们就能从容地建立起一个行之有效的政府管理体系，当这个体系逐渐发展壮大，最终扩展到全国的时候，国党的统治也就稳固下来了。”董老叹息了一声，“可惜常凯申不这么想，估计他认为，当他的势力衰弱的时候，我们就会乘虚而入，一举颠覆国党政府——其实，我们现在根本就没有接手全国政权的能力。”
“这就是所谓‘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吧，”刘将军摇摇头，“说到底，常凯申他是一个独裁者，他绝对不允许自己的权力出现一丝一毫的松动和危机。而致力于民权和民生，就等于和旧的统治阶级开战，就等于放弃现在支持他的那些人，就等于自掘坟墓——至少在他看来是这样。”
（这一段地效写得有些乱，不过没时间整理了，有空再说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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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您这说法，岂不是我们TG的官僚也会腐败？”小杨故意找茬。
“如果没有有效的节制权力的机制，那么……不错，我们TG也会慢慢腐败下去。”刘将军笑笑，并不讳言这个问题，“但是一来，我们的TG在建立政权的时候，是靠着自己培养干部队伍，没有大量留用国党的那些已经腐败了的官员，队伍的纯洁程度较高，对于腐败的抵抗力也就较高。二来，我们建立起了还算有效的权力节制机制——也就是干部队伍自我清洁机制，而且还在不断加强这方面的建设。三来，我们联通了这个时空，这等于在自我清洁这条道路之外，又多了一条纯洁队伍的有效渠道——两个时空的干部队伍可以互为监督。再加上舆论监督，民众监督什么的，TG想要彻底腐败下去，也不是那么容易的。”
（地效注：我知道有些人对第二条会嗤之以鼻，不过说实话，地效觉得这几年比之十年前要好得多了。因为第一条的关系，早期TG的干部队伍纯洁得一塌糊涂，这带来无以伦比的凝聚力和战斗力的同时，也让TG在制度反腐方面没有多少需求，进而也就在这方面没有多少进步和建树——等到需要用到制度反腐的时候，就傻眼了。在改开以后的一段时间，腐败行为非常严重，就是这种情况的体现。
好在我们还没有发展到“反贪亡党，不反贪亡国”的程度，就已经意识到了这个问题，随着国家在反腐制度方面的完善，我们的官僚集团的腐败程度，应该会逐渐降低，直到最后达到一个能让人接受的程度——地效是没有想过彻底根绝了，毕竟就连八路军时代，甚至红军时代都有贪污犯。
小时候，县长贪污就是头条新闻。地效只希望，当我即将走入火葬场的时候，还能见到这种情况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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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董老和刘将军他们议论着这一次的会晤的时候，国府的大员们也在议论思考着相同或者类似的话题。
第一辆车里是常凯申和宋美龄。作为国府的首脑，此行常凯申不可避免地受到了最大量的冷嘲热讽——心情肯定好不起来。
不过，常凯申的心情不好，跟那些人的不礼貌关系其实不大。作为一个大国领袖，他虽然也很为这些人的无礼而生气，但是这种气只是闲气，就像我们一般人被狗吠上几声，当时虽然会觉得不舒服，过后就会忘了。
常凯申的心情不好，更多的还是因为感受到未来中国那种庞大的完全无法匹敌，或者该说是无法想象的力量——日本已经强得让人感到绝望了，而这个力量可以瞬间毁灭日本——偏偏这种力量不属于自己所有，而且还隐隐与自己作对，你让他心情怎么好得起来？
心情虽然不好，或者应该正确地说成是……糟糕透了，但是人家自诩为曾文正公的嫡系弟子，要有涵养，要“每临大事有静气”，要“喜怒不形于色”，要“泰山崩于前而不改容”……
所以现在人家在……闭目养神。
话说，从得到未来人的情报之后，这种“闭目养神”貌似出现得越来越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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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美龄是个聪明而又善解人意的女人，她知道丈夫现在需要安静，所以她没有去吵常凯申。不单如此，她还代替常凯申下达了“原路返回”的命令。
仅仅做到这些的话，可以称之为贤内助，不过我们都知道，这个准第一夫人可不仅仅是个贤内助那么简单。基本上，她还可以戴一个“政治家”的头衔，起码也是一个“政客”。作为一个政治人物，经历了今天的这些事情，如果只是在想着怎么伺候好丈夫，那么这个政治人物也未免做得太失职了。
所以，在确定不会有人来打扰自己夫妇之后（她也同样需要静一下，好思考某些事情），她就展开了思索，思索的内容不用说，是如何在新形势下，依然能维护丈夫的权威，以及自己的权力。
结果是，茫无头绪。
如果这些未来人立心要扶持那群乡巴佬，要把常凯申赶下台，自己根本就无计可施。
常凯申的王朝是靠着几大因素在支撑：钱（经济力量），兵（军事力量），枪（枪在这里可以指列强支持，有了列强的承认才能成为所谓的“合法政府”，只有合法的身份才能开展军火贸易），在眼下这种外敌入侵的情况下，还多一种特殊的支撑——他是当时中国唯一的，具有代表全中国资格的人。
换一个比较简单的说法，就是法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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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要说说法统这特殊的支撑。这种特殊支撑在近几年的时间里，其作用比前面的三种还要大：西安事变的时候，常凯申落到张、杨手里，两位将军请中共来主持局面，以中共和常凯申的血仇，常凯申这下该死定了吧？可是没有，中共也不得不放过了他，原因很简单：常凯申掌握着法统，他死不得。
我们不妨来设想一下，如果他不在了，整个中国会出现什么局面？
政治上，国民党几大巨头：汪精卫，胡汉民，李宗仁，何应钦，乃至林森，孔祥熙，孙科等人，都完全可以各自牵头，各组“中央”，到时候必然是谁也不服谁，谁也指挥不动谁的局面。
而没有一个统一的中央——或者该说是一大堆“中央”的出现——会让各路军阀再也没有一个名义上的统一指挥和管束，到时候北方的张学良、阎锡山、韩福渠、马鸿逵、马步芳、盛世才，加上南方的李宗仁白崇禧，于汉谋，龙云，刘湘，还有不计其数的次一等的军阀，如石友三之流……彼此的混战还不得把中国打成一锅粥？
所以，常凯申死不得，只有他才能让国民政府有一个名义上的中央，然后在这个中央的名义下节制全国大大小小的军阀们。
这就是法统。
好吧，其实由他来掌握法统并不够资格。毕竟他的影响力一直局限在中国南方，对于中国北方一直都只有名义上的指挥权。盛，马，阎，韩等人，无论哪一个，他其实都做不到令行禁止，也就只有张学良那个傻乎乎的二世祖才会对他言听计从。
但是他毕竟还有这么一点名义上的指挥权，这就让他强过其他人了。
一句话，要代表中国，他确实是不够资格的，但绝对是所有人中间，最够资格的。TG?别开玩笑了，对于囿于陕北一隅的他们来说，说他们是军阀都是在夸奖他们，充其量不过是一支比较有名的土匪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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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撑着常凯申家族政权的，就是这四大要素：钱，兵，法统，列强支持，这四大要素一环扣一环，互为依托，互为支持，密不可分：有了更多的钱，才有更多的兵，有了更多的兵，才能获得法统，有了法统才能获得列强的支持，有了列强的支持（还有钱），才能获得更强的兵，抢占更多的地盘，获得更多的钱，养更多的兵……
在以往的斗争中，常凯申的对手或许有能力废掉这其中一到两条支撑——比如中原大战的时候，其它几大派系加起来，有可能废掉常凯申的“兵”，但常凯申依然靠着“钱”和“法统”（张学良进关支持常凯申，这就是法统因素）撑了下来。又比如1927年，常凯申被迫下野，失去了法统，但是他依然靠着“钱”和“列强支持”东山再起。
可以说，“钱”和“兵”是两根柱子，他们共同撑起了“法统”和“列强支撑”这两根梁子，而这两根梁子则把两根柱子联系到了一起，构成了一个“井”字，把国内一个又一个军阀势力都扔到了井里面，再也爬不出来。
（再脑洞大开一下：后来中共逐渐废掉了常凯申的“兵”，而常凯申自己又因为错误的经济政策弄得逐渐没了“钱”，两根柱子越来越短，“井”字就变成了“开”字，于是常凯申只好走开了；等到这两根柱子被彻底抹掉以后，“井”字就成了“二”字，所以这家伙干了很多很二的事）
实际上，常凯申对于这四大支持有着非常清醒的认识，在国内来说，“法统”这个东西，一定意义上是比其它三项更为重要的。1949年初，国党兵败如山倒，行将覆灭之际，常凯申发布新年文告《告全国军民同胞书》，其中有这样的词句：只要和议无害于国家的独立完整，而有助于人民的休养生息；只要神圣的宪法不由我而违反，民主宪政不因此而破坏，中华民国的国体能够确保，中华民国的法统不致中断；军队有确实的保障，人民能够维持其自由的生活方式，与目前最低生活水平，则我个人更无复他求。
关于这段文字的解读，大家可以去看主席的《评战犯求和》一文，那里有非常精彩，细致入微的描述，地效在这里就不蛇足了。地效要说明的是，在这段文字中，“神圣的宪法不由我而违反，民主宪政不因此而破坏，中华民国的国体能够确保，中华民国的法统不致中断”这些全部是涉及“法统”的，几乎占了整段文字的一半，足见法统的重要性，也足见常凯申对此有非常清醒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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