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经济的残酷性当中，蕴含着许多错综复杂的投机成分。不善于投机的商人不是一个好商人，但只善于投机的人，也不会成为一名合格的商人。
离开毛纺后，对自己今后的去向，我一时还没有拿定主意。
最初本打算去沿海打工。在两家特困企业摸爬滚打几年，亲历了市场经济的战火硝烟，对内地国有企业积重难返的诸多矛盾与症结感到深恶痛绝，那时沿海经济发展势头如火如荼，我一心想去见识见识。在两厂工作期间结识了不少南方朋友，他们当时都极力主张我南下。而且那一年李想已经离开了机车厂，到南边打了将近半年的工。春节前刚从深圳赶回来，准备过完年后再次动身南下，也希望我能与他结伴同行。
正当我举棋不定时，胡仁宝突然找上门来。
胡仁宝离开毛纺后，自己开办了一家贸易公司，架子刚刚搭起来，连营业执照都没有来得及办，就忙不迭跑来拉我入伙。
胡仁宝虽然出生在普普通通的工人家庭，父亲在他年幼时就已去世，家境也不是很富裕，但他的家族在当时却算得上声名显赫。尤其是他的两位叔叔，一位是挹东市的名优特产“雪凌”牌松花皮蛋创始人，市禽蛋冷冻厂厂长，大名鼎鼎的“皮蛋大王”。两年前因操劳过度也英年早逝，去世时魏少伦还专程前往吊唁。另一位叔叔在湖南湘潭一家大型水泥厂里当厂长，在当时都算得上是响当当的人物。过去在毛纺厂，他就经常拿出自己两位叔叔的名头来炫耀。
胡仁宝为了笼络我，使尽了各种各样的卑劣手段。鼓动他那如簧之舌，在我面前旁敲侧击。除了用他那位唯一健在的叔叔作幌子，对我进行游说外，还一个劲地诋毁魏少伦，说他的做法是“十个瓶子九个盖，总有盖不住的那一天。”、“吹气球，气球总会吹爆的。” 我经不住他的一再撺掇，轻易就误上了他的贼船。
过去跟随魏少伦转战两家特困企业，几年间没拿过一分钱工资，没钱的时候就拿着厚厚一摞发票找魏少伦报销出一部分备用金来以备急需，公私不分地搅在一堆。魏少伦用人向来半信半疑，一边在明里用着我们，一边又在暗里处处提防。跟随他的幕僚，人事关系都被压在了原来的单位，魏少伦觉得似乎这样才能伸缩自如，便于他拿捏。我当初一到丝绸厂工作就提出来要转工作关系，正好捅到了他的痛处，所以他才会发大雷霆。他在两家企业工作期间，几乎所有的幕僚都受到过杖戒，稍有不慎就会被他扫地出门。包括胡仁宝在内，很多人都是几进几出。只有我受到了他格外关照，能长期追随于左右。在这种信疑参半的控制下，幕僚们当然不敢过于造次。有一次，刘砀山的司机开车送我时，试探地问：“你们一年至少搞两三万。”弄得我哭笑不得。当时我因为没成家，一人吃饱全家不饿，手头又不缺用动，所以还能应付过去。其他人拖家带口，当然就有些难以为继。后来还是他带去的一名副厂长把这层窗户纸捅破，并向上级主管部门反映了情况，才在毛纺工作的后期，把所有外在人员的工作关系统一转到了厂里面，并按实际到岗时间补发了拖欠几年的工资。可那时的毛纺已病入膏肓，我也铁了心要离开，不愿把自己再陷进去，连补发的工资也不敢要了，两手空空离开厂子。
胡仁宝是在毛纺拖欠的工资补发之前就被魏少伦再次扫地出门，所以也没弄到什么钱，东拼西凑把公司的架子搭起来后，剩余的资金所剩无几。
倒是刘明乙在我们离开毛纺后，利用职务便利，弄了不少的实惠。特别是魏少伦被法办后，毛纺正式进入法定破产程序，所有职工工龄全部一次性买断。他在具体负责这项工作时，通过偷偷转移职工档案，得到了当事人不少的好处。还当着我的面炫耀：“弄了一点钱，不多。”我后来手头拮据，找他借钱，他毫不犹豫就答应了。
在一片下海大潮的冲击下，几乎是身无分文，又没有任何一技之长的我们，义无反顾地跳将下去，梦想演绎出一段白手起家的神话。
魏少伦得知我的去向后，曾好心派人给我捎来口信，让我提防着点胡仁宝。而我当时一方面因为中胡仁宝的毒太深，另一方面因为四年征战的挫败，把所有的不满都迁怒于他，根本听不进他的任何只言片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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