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魏少伦在丝绸厂里呆的时间还不到两年，但在他的带领下，当时厂里的领导班子年轻而富有活力，经营思路较为活跃。厂里有一支专门跑外协和负责跟单的队伍，完全依赖于体外循环，就可完成整套生产经营过程的链接，而且还能基本够保证外委项目获利。美中不足的地方，就是生产管理上不去。
魏少伦还和邹冬生一起，跑了不少合资项目。
魏少伦离开厂里后，由邹冬生接替了他的职务。邹冬生一上任，就任命老彭当了公关部长。也许是为了安慰我，他当时许诺要成立广告部，准备让我牵头当部长。还让我与市电视台的一名记者一起，赶制了一部系列报道送省台播出。并借疏通关节的名义，提取了5套真丝服装让我去打点关节，其中也为我预留了一套。可是到了省台后，分管新闻的副台长和要闻部长关系不和，副台长一再叮嘱不要给要闻部长送服装，正好当时要闻部长又外出办事不在台里，当初预计馈赠的服装就多出一件来。回厂后我没有将这套多出的服装返回库房。
厂里那段时间的经营状况依然很红火。在营销上很有一套的邹冬生很快就在厂里装修了一间样品间，又在原有的吴江和盛泽两处经销点的基础上，先后在市区和省城新辟了两处经销网点。
一次，一位来挹东市公干的中央某部的一名厅长，被大坝局的人引见，准备找邹厂长签字购买一套真丝服装。邹冬生不在，就由我来负责接待。介绍人向我介绍他身份时说：“是国务院的副部长。”一旁站着的小于忙不迭拿出一本笔记本，恭恭敬敬地让他签字。看着小于毕恭毕敬的样子，我当时差点笑出声来，因为这种“狸猫换太子”游戏我们也经常扮演。譬如把电话打到某政府部门找某位重要领导，接话者一般都是下面的普通办事员，如果你跟对方的关系不错，当然可以直接向对方自报家门，如果对方压根不认识你，你跟对方说：“我是某厂厂办，找某领导有重要工作汇报。”对方压根都不会理你，会找出各种由头来推脱，领导明明在，他也会说不在。于是我们通常会临时编造出一个诸如“我是省委组织部”等加大的名号来压制对方，这一招非常奏效，所以官场的很多“长”，都是人为放大的。尽管如此，我当然也很清楚，这种放大一般都是有根据的，他们绝不会把“某处”放大成“某部”，也不会把“某省”放大成“中央”。无限放大就成了欺诈，是有损名节的，所以明知对方是假冒，但毕竟来头不小，我也只得装模作样地让他签了字，然后带着他到样品间等四处转了转，最后找到一名在家的副厂长签字，按优惠价批给他一件真丝砂洗夹克衫。
魏少伦离厂前后的那段时间，很多人心里和我一样不平静，都想和他一同离开。魏少伦从丝绸厂调往毛纺厂当厂长时才35岁，在当时的国企领导里头算得上是年富力强。
后来从胡仁宝那里得知，魏少伦走时第一个提出来要带走的人就是我。邹冬生不同意，与他讨价还价说：“厂里总得要留下些人来做事。”他只好作罢。
与魏少伦朝夕相处了一段时间后，我也觉得他有一种常人没有的人格魅力。得知他的真实意图后，我的心早已和他一起飞走，希望能尽快和他一起到一个新的环境去打拼。他走后不到三个月，我便借机跑到他的新单位去投石问路。没想到他一见到我，就主动催促我赶紧动身过去。于是我立即打道回府向邹厂长摊牌。
邹冬生当时极力想挽留我。跟我推心置腹谈了好半天，见我仍在不停地摇头，就开门见山地问：“如果你能留下来，有什么条件？”我当时唯一挂念的只有郝菊冰，于是说：“如果能把织造车间的郝菊冰介绍给我做女朋友，我可以考虑留下来。”他用本子记下女孩名字后，马上打电话叫来郝菊冰的车间主任，当着我的面让车间主任先出面去做工作，郝菊冰依然没有松口。他接着又亲自出马找郝菊冰谈，还是无功而返，最后不得不向我摊牌。接着又继续做了我很长时间的工作，但仍无济于事。见我去意已决，他当时欲言又止地亮出了最后的一张底牌：“你跟赵若芳的事，她到我这里来说了。”
我当时一时疏忽，没有听出邹冬生的话外音，所以感到有些莫名其妙。后勤部的赵希芳和销售部的赵若芳虽已人到中年，都有些姿色，两人的名字容易搞混淆。赵若芳自从我上次在她面前动手动脚遭到拒绝后，就再也没有过什么接触，加上那件事情过去了有一段日子，渐渐也有些淡忘，所以根本没往心里去，还以为他说的赵希芳。后来再重新回味他当时复杂的表情，才慢慢揣摩出其中的原委。邹冬生当时的本意无外乎是说，在赵若芳的事情上他替我护了短，有把柄落在他的手上。这件事情他一直替我掩盖了很久，直到临走前才肯把真相告诉我，弄得我当时心里五味杂陈。
不过我从内心深处还是挺感激邹冬生，不仅仅是在郝菊冰和赵若芳的事情上，他是处处都在护着我，就包括当初把小于安排与我一起单独共事，不可谓不用心良苦。我一直想找机会报答他。可自从离开丝绸厂后，除了有几次在工作场合与他匆匆见过面，后来彼此天各一方，晤面的机会越来越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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