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城内，张辽直接去了州牧府，也就是原本的并州刺史府，四年前张辽还在这里做从事，而丁原为并州刺史，如今丁原早已身死，而张辽却成了这里的主人，而且地位比丁原更高，州牧加征北将军加开府，远不是一个刺史能比的，世事难料，莫过于此。
随后张辽听沮授、高顺和审配几人上报了并州的情况。
除了正月里那次鲜卑入寇外，月前并州刚刚又经历了一场大战，鲜卑各部寇略雁门，中郎将高顺与右军师沮授领兵于雁门长城拒敌，而太原郡杂居的匈奴各部却又趁机作乱，攻打郡城，被太原太守审配据城击退。
不过无论是高顺还是审配，虽然击退了匈奴和鲜卑，却因没有骑兵，无法追击，令鲜卑与匈奴从容而退。
上报之时，高顺和沮授神色还算平静，但审配却是神情愤恨，恨不能将太原郡的匈奴和鲜卑斩杀殆尽。
几人退去后，张辽陷入了沉思，思索着对并州异族的处置策略，当然不可能像审配所说的那样斩尽杀绝。
不过审配做出这样的建议，张辽并不奇怪，这是审配刚烈的性格所致，他在河北也罢，但到了并州，见到异族反复叛乱，侵略残害汉民，自然愤怒而难以忍受。
相反沮授却没做出这样的建议，这固然是见解不同，但也是每个人的性格不同所决定的。
所以张辽又不禁思索对自己手下人才的任用。
算来他手下如今顶尖人才可真不少了，但用人并不是手下能人越多越好，而是要会用，用的合适，否则就如袁绍一般，手下人才不可谓不多，但最终却落个内斗不休、分崩离析的下场。
张辽多次分析历史上几个诸侯败亡的原因，要引以为戒，这一点很关键。
袁绍的败亡，就是一个最典型的用人不当的例子，难以驾驭手下谋臣，内斗不断，在张辽看来，至少有三个原因，首先就是袁绍先天不足。
这个先天不足并不能从表面势力来看，而要看势力的实质，袁绍空手套白狼谋取冀州，固然轻而易举，却在这一刻就埋下来祸患，因为他取冀州，是属于弱势，依靠地方势力稳固地位，导致先是麴义恃功作乱，而后地方势力恃功自大，尾大不掉，他们忠于袁绍但又不惧袁绍，因为他们有所依恃，一者恃功，二者自恃势力。
这一点在曹操和刘表身上同样有过体现，刘表据荆州凭借的也是空手套白狼，赤壁之战时，世家要投靠曹操，继承者刘琮就没有办法，只能顺从。
而曹操被陈宫等地方势力迎为兖州牧，最终兖州势力叛乱，如法炮制，又迎了吕布为兖州牧，若非荀彧，曹操几乎消亡。说来也是兖州势力有所自恃，才不在意曹操。
相反，辽东太守公孙度在这一点上采取了截然不同的手段，一入辽东就将地方豪强斩杀殆尽，反而收到了效果，保了辽东数十年不乱，而公孙家的势力也很稳固。
袁绍势力的灭亡，在于他始终没有很好的解决这个问题，只以宽和放任自流，而曹操却依靠宗族势力，恩威并重，迅速掌控手下势力，而且杀伐果断，令那些势力抬不起头来。
但曹操这么做同样不够彻底，他死了之后，继承者对士族势力妥协，最终在高平陵政变中，曹氏宗族势力几乎被一网打尽，再也难以制衡士族势力。
至于张辽自己，这方面问题不大，一者他以军事起家，有资本可恃，嫡系都是跟随自己的寒门故旧，而且任用的人都是经得起历史考验的，忠心能力都不成问题，便是重用的谋臣和名士，也基本令他们脱离了本土势力，如颍川荀在河东得到重用，而冀州大族出身的审配和沮授在并州得到重用，河东郡的徐晃在河内，冀州的张郃在河东，不给忠心的谋臣和将领滋生变化的土壤，这是用人之术。
其次，他对豪强的制衡是杀抚并重，对世家的制衡，则是下一步要施展的科举制度，科举一行，他手下就很难形成固有的势力，便是新兴的势力，自然也有其他势力制衡，而且对于在自己政令下成长起来的新势力，张辽也不乏手段。
除了第一个原因，袁绍手下内讧的第二个原因就是他无法因势利导，平衡或引导各方势力的利益。这一点曹操用的是除强手段，谁强大就收拾谁，如汝颖世家势力强大，曹操便做了汝颖领袖荀彧，随后河北势力强大，曹操便做了河北领袖崔琰，关中世家不稳，曹操便做了耿纪、韦晃、金袆等人。
这一点对于张辽而言，同样不算大问题，他手下本来就没有形成固有集团，更不会出现一家独大的问题，一有苗头，张辽就会掐灭，暗影的作用可不只是查探敌情。
其三，就是袁绍不会用人，不懂得恩威并重，人心和人性是很奇妙的，上位者既要让手下认识到自己的宽和，同样也要让手下认识到威势，比如袁绍手下那帮子，到了曹操手下就未必敢内斗了。
而且用人，也有方法和技巧，有的人纵然有能力，但也要放对位置。
比如审配，性格刚烈正直，但大局观却不足，与同僚相处灵活不足，容易激发矛盾。历史上袁绍让他总幕府，审配忠心没有让他失望，但却没有发挥出如荀彧那样举荐人才、总揽全局的作用。
所以张辽将荀彧放在中枢，而审配放在地方，同样是重用，审配在地方上无疑更加适合，绝对能将地方治理的井井有条，还能发挥他的菌丝才能，抵御异族，防范作乱。
沮授也有不足，沮授的眼界、谋略和全局观是一流的，但他也有个缺点，有些意气用事，袁绍官渡之战，沮授监三军，可谓权重任重，但他不认可出战，袁绍不听他建议，他就撂挑子，让其他几个谋士寻到机会，袁绍怒而将他的权力三分。
事实上袁绍做得也没错，官渡之战必定要打，当时袁绍的势力达到巅峰，而曹操在南面刚缓过来，势力不够稳固，正是良机。
河北势力怕自己利益受损，不愿意袁绍征战也罢，但主公既然决定了要做，身为谋臣就应该协助他做好，沮授身为监军，怠慢行事，必然会影响士气，也难怪袁绍用郭图等人。
在这一点上，做的最好的是郭嘉，历史上曹操喜欢郭嘉，张辽同样也喜欢郭嘉，绝不只是因为郭嘉会时不时拍拍小马屁，也不是说郭嘉的谋划水平就高于荀攸等人，而是因为郭嘉会谋。
这个会谋不仅指谋划军事，最主要的是会为所效命的主公谋，会根据主公的性格和优缺点，做出最符合主公利益，又能让主公认同的决策和计谋，是及时补漏，而不是撂挑子，而且能让主公坚定所选择的信心。同样如郭嘉一般的是法正，还有东吴的顾雍，他们不但有能力，而且出谋划策都会让主公从无反对，更不会与其他谋臣内讧，不顾大局，坏了主公大计。
相比起来，荀彧也做得很好，曹操徐州屠城他不认可，但他不曾撂挑子，依旧为主公守好后方，尽职尽责。荀攸和贾诩也不错，但他们三人在这方面比之郭嘉也略有不如，他们很多时候会讳莫如深，选择沉默，而不是解决之道。
在这一点上田丰做得最差，与张昭同，他有能力，但不会用，不会发挥，袁绍虽然外宽内忌，但忌只是小部分，诸侯之中，他待人算是很宽和了，否则手下也不会全无忌惮，闹得那么厉害。但这样的主公田丰也无法取得认同，只知一味强势进谏，被他人趁机算计，他本是为了袁绍好，但结果却是不但不能谋主，连谋己也不能，可谓有能力而不能施展，怪袁绍，也怪他自己。
他叹大丈夫不识明主，事实上如他这般性格，很难寻到那么好的明主，也就在袁绍手下能混一段时间，到了曹操、董卓、公孙瓒、孙权或其他诸侯手下，早就玩完了，便是刘备也未必能重用，从历史上刘备重用法正超过诸葛亮就能看出这一点。
上位者永远最喜欢的是首先为主公谋划的臣子，喜欢的是时刻查漏补缺，不发牢骚，一心做事的臣子。
当然，张辽还是很喜欢田丰的，他不怕正直的人，人谁无缺点，作为上位者，树立好威望，有容人之量，毕竟谋臣和将士都是为自己卖命的，而后就是尽量规避其缺点，用其优点。
张辽相信自己能用好田丰，善待手下也超过其他人，至少不会让田丰如历史上一般悲叹大丈夫不识其主。
可惜，冀州一行，错失了田丰，如今田丰与袁绍正值蜜月期，只能另寻机会了，或者……让郭图搞一搞，破坏了他们和谐的关系，不过也要等机会，眼下袁绍困难，同仇敌忾，是不会与手下起龃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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